新刊 袁凌《墨菲定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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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凌,男,1974年生于陕西平利县。发表长篇小说《记忆之城》,出版有《生死课》《寂静的孩子》《世界》《青苔不会消失》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等书。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,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,腾讯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。曾入选三届《收获》文学排行榜、两届豆瓣年度作品、新浪十大好书、华文十大好书、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。

《墨菲定律》的叙事核心落在可凡与一苇这对母女的情感羁绊上。原生家庭的纷争对一苇造成了心理创伤,即使她出国留学、接受高等教育,也无法安然面对过往的记忆,无法真正步入社会,而是不断地折磨自我与亲人。袁凌的写作沉静、细腻,耐心地铺陈着点滴细节,读来倍感真实切近。五号线由北向南穿过北京,从天通苑的Costa到元大都的夯土城垣到雍和宫的咖啡馆,我们跟随着袁凌的书写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与穿行其间的人们。他们在这里工作、生活,在这里追寻梦想,他们不再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模糊面容,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。

在与一苇和母亲可凡的关系当中,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。心理师、父亲的老同学、叔叔、朋友,还是她叫的哥哥,或别的。

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,我也是半路出家的。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,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,譬如劳保用品、小型机械啥的,都是跟人合伙,拿小头。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,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,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,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,家庭也破裂了。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,晚上睡不着觉,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。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,身体轻飘得像张纸,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,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。

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,当时还是个新鲜东西,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大。后来忽然想到,现在心理出问题的人多,这倒是个有前途的行当。好在大学学的是中文,又爱看些心理小说,转起方向来倒不算是太匪夷所思。那时候国家还有二级心理师考试,我用两年考了个证书,在北京三环之外租了个稍微大点儿的房间兼作住处和工作室,就算转行开张了。

十多年下来,我没能靠这行在北京买房子扎根,只是挣一口饭吃。心理学的理论一直在变,女客户是大多数,往往喜欢挑女心理师,还兴起能量疗愈的一派,桌上摆个水晶球,一手覆在球上,随便打量几眼客户,就算是接通了能量场,看透了来人的前世今生。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跳大神。

我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,常常感觉过气了半截。近两年,我从事务所里出来单干,除了坐等客人上门咨询,我也学习别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读书会,通过带领人一起读某一本书,一面收点儿会费,一面培养粉丝。可凡加入那段时间,我们在读的是《墨菲定律》。

起先我没在意可凡的加入,她是群里两个鹤岗老乡拉进来的。不怎么发言,只是静静地潜水。直到半年多以后,到了要交下一季会费的时候,我逐个清点群里的成员,到了她的名字,默默打算将本来不算长的名单划去一格了。没料到可凡不但续了费,还提出找我做一次心理咨询。

因为是第一次,我估摸着报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位,约好在我的住处兼工作室见面。这时因为北京的房租涨价,我已经又往外迁了两环,到天通苑二区地铁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租房了。顾客下了地铁,走到稍微不耐烦的时候,也就到了。

可凡出现的时候我有些吃惊,看上去像在哪里见过。她面容白皙但是皱纹偏多,约略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,个子不低,穿一件浅色外套,里面是恒源祥羊毛衫。头发看得出用心捯饬过,却被北京无处不在的风吹乱了,马尾上还落了一粒杨絮,远看像是鸡毛。我看着她心想,也许我们在鹤岗的公交站牌下一起等过车,或者共同在一个菜摊前停留,仅此而已。但当初她的面容一定是有些出挑,给我留下了印象。

咨询进行得有些费事。她叙述起来语无伦次,总是陷在自己的某个思路里,看不到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完全别样的解释,每当这时候,我面前总像并非一个人,而是一只落网的飞虫,或者动物园铁笼中兜圈子的熊。我自己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,因为在客人身上看到了自己。身为咨询师又不能太干预,只能顺着她说下去,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表现得不经意地提醒一下,这主要是为了时间。两小时的咨询收费九百块,虽然我的时间并非如此紧缺,却也不能随意延长。

她叙述的线索在眼下和过往之间缠绕,好久之后我总算理出了一点儿头绪。她早年在鹤岗结过一次婚,生下了女儿,没几年就由于男方的大男子主义和养小三离婚了。以后她带着女儿过,没有再成家,甚至没有再找过男人。女儿考上大学后,她跟着亲戚来到北京,做医疗销售代表和物业管理之类的工作,把女儿一苇送去了日本留学。女儿半年前从日本回来,和她的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,像是变了一个人。

听她说着以往的经历,我又产生了某种熟悉感。似乎她生活中的哪个线头,和我已经在那个小城抛离多年的记忆某处是连缀在一起的。她是从小城考到沈阳去的大学生,在那一代人里面属于拔尖的,毕业后分配回到鹤岗,和当地铁矿上的一个人结婚。夫妻俩一起下海做生意,发了家,由于丈夫用度上的毫无节制,后来又破产了,欠下了很多债务。也许是因为在东北有太多这样的情节,一遍遍地上演,没有谁是纯粹置身事外的看客。

丈夫早已不再联络,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女儿的事情。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乖巧听话的“别家孩子”,也顺利地考上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。去日本留学期间,母女定期联系,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什么异样。回国之后,一苇却表现得事事忤逆,从找工作到交男友、日常生活习惯,你叫她往东,她一定往西。找关系让她去面试,她故意穿成吊儿郎当的装束,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问题,把面试搞砸了,回来还显得很开心,像是很有面子一样。进了一家外贸公司,没两个月就出来了,说是不想在日本人的公司干。自己说要找别的工作,却又不见下文。外出的时候不打招呼,问她见什么朋友不回答,好的坏的一概不知。

在家的时候,习惯把房间门关起来,一整天不出门刷手机,只有吃饭的时候会打照面。偶尔进去一看,乱得不像个女孩子的房间了,还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气味,一点儿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朝气。多问她两句,就吵起来。可凡说,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说到这里,她似乎会像很多女人一样流泪,准备去包里掏餐巾纸了,但终究没有流出泪来,只是眼圈红了。看起来她终究是个要强的女人。

我只能按通常的理论做一些解释,知道对她的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。我提醒可凡注意一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、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一事实,这类孩子的心理相比完整家庭的孩子,无论如何都有更敏感的地方。作为母亲,需要和女儿加强沟通,多从一苇的角度想一想,毕竟她已经成年了。

可凡起身收拾拎包,一边礼貌地点点头,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,不过看上去她到底放松了一些,还转脸打量了我一眼。这张脸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?正打算送可凡出门的时候,她停下来问我,你是不是周北方的同学?我有些意外地回答是的。她点点头说,周北方是我的前夫。

她这么一说,我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线条算是搭上了。周北方确实是我的同学,但他比我大上四五岁,高中时留级和我到了一个班里。他没有考上大学,复读了一年没有改观,顶班进了矿务局下属的机械厂。他是那种外形轮廓很扎眼的男生,因为大了几岁,在班级也很有大哥范儿,虽然不受老师重视,却总有几个小弟跟随左右,那时候就经常下馆子吹扎啤。他下海之后,喝酒成就了他的生意,曾经显赫一时,在同学圈中召集每年度的饭局,饭局上他的酒量永远首屈一指,比我们这几个上了大学进单位拿死工资、喝不敢喝赌不敢赌的人要潇洒得多。并且他还找了一位女大学生做老婆,照片上可凡的容貌更是引人注目。

但喝酒和赌博最终也毁了他,听说他落到妻离子散还坐了几年牢,坐牢期间结了婚的小三也离开了。最近几年他再度出现在同学微信群里,开头说是再度创业成功,不时显摆几张坐宝马赴酒局的照片。后来却开始找同学借钱,不过到现在并未借到我头上,大约他也觉得干个心理咨询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大油水,不过我还是有几分终究会被他点名的忐忑。

我没有见过可凡,仅仅是看到过周北方手机里展示给大家的照片。但可凡说,她早就从一个老乡处知道我是周北方的同学,这也是她愿意加入微信学习群,和眼下来找我咨询的原因。

我想告诉她,这种熟人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合适的,因为咨询师会有代入感,又牵涉到很多隐私。不过我和周北方上学期间并不亲密,除了同学圈也没有更深的交集,长年北漂,这方面的忌讳也就少了一些。倒是有点儿担心,我这间一半像是住处的工作室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。

以后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天,没太提到过去在鹤岗的事,她会就课程学习里的一些疑点单独问我。有几个群友也习惯像她这样,后来他们商量之后提出建议,在线上的读书讨论之外,再搞一个定期线下聚会,当面交流,参与者另外缴纳一笔会费。可凡也参与了,虽然我知道她在物业的工资并不算高。

因为我的住处太过偏远,大家约定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定时聚会,那里平时人多,周末的上座率不高,我们的讨论不大会干扰到别人。聚会时大家各点自己的饮料,轮流帮我点一份,阅读的书目仍然是从《墨菲定律》开头,渐渐地大家习惯了坐下来先聊一下家常,再开始读书。可凡往往是来得最早的一个,在角落里占好位置,就着有些昏黄的灯光读膝盖上摊开的书,偶尔会让我想起她的老大学生身份。

像加入线上读书会的经过一样,可凡一开始仍然是最沉默的一个,似乎她额外交了钱的目的只是来这里点杯饮料坐下,当面倾听大家讲话。后来在拉家常之中她也渐渐会说上两句,但仍旧显得矜持。聚会结束后各自回家,多数人是走到雍和宫站分头搭地铁,我搭五号线回天通苑,可凡和另两个人是转二号线,她的住处在上地附近,需要到西直门再转乘十三号线。

有一天在二号线地铁站台上,可凡提出跟我一起去搭五号线,到立水桥再转乘十三号线。我觉得她这样比较绕,但没有说出来,一起上了晚上十点过了仍然显得拥挤的五号线地铁。

地铁上没有座位,我们站在过了惠新西街南口不再开启的车门一边。地铁过了惠新西街北口,开始钻出地面的时候,她背靠着车门问我,如何能让自己想到前夫时不再愤怒?

她说,自己现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,都会想到前夫,忍不住想骂人、吵架。一苇现在越来越像爸爸了,有时候她都觉得女儿是故意的,为了气她。

车窗外北京的灯火点缀在黑暗的背景中,在可凡身后时而闪过,不足以照亮奥森公园到西山一带大片的黑暗。黑暗中浮现出了我的那位高中同窗的脸。在班上他一直是中心,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,甚至可以说受到过他的欺负,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经意的,就像人会不经意地伸手去按一下树皮上的一只昆虫。后来听说他的没落,心里也会像风吹的水面,掠过一点儿轻微的皱纹。

这样的联想其实是不专业的。确实我和可凡在这时并不是在进行心理咨询,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,她也没有因此付费,但她毕竟是我的忠实客户。我把心思收回来,问道,一苇和她爸感情好吗?

不好。小时候他也还算疼她,但没多久就闹离婚,他很少回家来,都是我抚养她。再后来,一苇不愿意见她爸,现在更是不愿意人提到她爸。

但她行为举止就是像她爸。邋遢没个边儿,到了快吃午饭时还不起床。屋里一股气味。说话特别难听,要不不理你,当你在屋顶下不存在。作息颠倒,半夜刷手机,有时候还跟人出去,很晚才回来,身上一股酒气,说是朋友,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。越看越像她爸。小时候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

我想告诉她,这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机制,你是把对于丈夫的怨念投射到了女儿身上,这样你会怎么看她怎么像她爸。但说得这样直接并不合适。我只是告诉可凡,人的心理是互动的,共同推动一件事情向前发展,你越看越像,她就会真的越来越像;你看着不像了,她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像。这是我们正在学的墨菲定律。

车上变得空了一些,但我们都没有坐下来。可凡换了个话头说,她觉得一苇大学学的是外语,又到日本留过学,最合适的就是到外贸公司,可是她就是不愿意,宁肯去找那些不靠谱的什么文化创业公司。她还是觉得,女儿在日本遇到了什么事。

车到立水桥的时候,她忘了下车,我提醒了她一下,她才忽然回过神来。“谢谢你免费听我吐槽,下次再见啊。”我说都是老乡没问题。她冲我微笑了一下,有些急促地跟在别人身后出了车门。

在天通苑下了地铁,正在过天桥的时候,我接到她的一条微信,说有机会的话,让一苇找你聊聊吧。我说可以,不过我估计她不大会愿意,现在她处于自我封闭期。

我沿着一区南边的街道走回家去,这条街道现在变得安静,前两年靠近地铁站排开了半条街的烤面筋、炒河粉和小螺蛳摊子都被清理掉了,再也没有那种闹哄哄的喧嚣,想到这件事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遗憾。小区铁栅栏有一处铁条被人掰弯了,辟出一个可以进入的洞,比走到小区入口进去再绕回来要省一些路,我像别的赶时间的上班族一样钻进这个洞,越过绿植区走向自己租住的楼房。这几年绿植区栽了不少桑树,暗中闻到一种像是酒酢的气息,忽然想到是桑葚成熟了。我也曾不顾打过农药的警示摘下一捧来吃,享用一点酸酸甜甜的南方滋味,但今晚有些心不在焉。

可凡和她女儿一苇的事情,不知为何占据了我一部分的心理空间,我想到她和周北方那种难解难分的关系,想到可能会见面的一苇,我老同学的女儿。我感到某种好奇,这超出了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心理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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